抗战爆发后，以一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奠定文坛地位的著名作家萧军来到延安。但是在延安鲁艺任教的萧军因个性及观点问题，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他对一些文学观点和一些同事的做法不满，打算离开延安去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

1941年，在准备离开延安前，萧军从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以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流露出他不愉快的心情。他在信中还建议说：党要制定文艺政策，否则，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没有标准，是非难明。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萧军同志：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毛泽东”

萧军看了毛泽东的信，立即赴约去见毛泽东。两人在窑洞里推心置腹交换了许多意见。萧军反映说，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萧军经毛泽东一言点醒，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咱们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里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坦白地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又提到了他的建议，说：“应当由党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倒是很赞赏，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几天后，萧军将手中现有的一些材料和那一篇经毛泽东点拨已经发表在《文艺月报》上的批评文章，一并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及时进行了答复。

第二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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