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背景

（1）廓尔喀简史

廓尔喀，原本是尼泊尔中西部甘达基专区的一个小村。其族群由卡斯人的一部分（塔库里、切特里和巴洪）和一些被卡斯人同化的林布族、拉伊族、古隆族和马嘉族所形成，操卡斯语，是尼泊尔的一个重要部族。世居于首都加德满都西北（尼泊尔中部，在博克拉与加德满都之间），起源于14世纪的北印度月亮族契托尔王朝。这个部落相信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信仰印度教，也认为自己与湿婆派上师郭拉洽有关，廓尔喀即是“牛的保护者”之意。1559年廓尔喀部在今日尼泊尔西部甘达基河沿岸的廓尔喀建立王国，是为沙阿王朝。

廓尔喀王朝徽章

长期以来，尼泊尔境内部落林立。在13世纪，尼瓦尔族建立了马拉王朝，但未能统一全部尼泊尔，其内部还有不少分立的政权。直至18世纪，仍有“大小部落总共三十处”。其中阳布（一作雅木布，今加德满都）、库库木（一作库库穆、库科木、廓库穆，今巴德冈）、叶楞（一作易隆，今帕坦）三部规模较大，中国在清朝文献中依藏语读音称为“巴勒布”（一作“巴尔布”）。各分立的王国相互争战，力量彼此削弱。廓尔喀部遂乘机崛起。

在首领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清朝译作“博纳喇赤”）的领导下，廓尔喀乘机对周围各部用兵，趁巴勒布内乱，“渐次将巴勒布三部落侵夺，周围二十余处部落，全行占据”、“节次侵占阳布等三处地方，势力愈加，随将附近之达纳隆等小部落又共占取二十七处”，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统一了尼泊尔，迁都阳布，建立起廓尔喀王朝。

廓尔喀王朝建立者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

此后国力强盛、国土不断扩大。尼泊尔先后征服祖姆拉、多提、帕尔帕、加瓦尔、库马盎等地区，领土西迄萨特莱杰河，东至提斯塔河，这些地区被后来的人们统称为“大尼泊尔地区”。尼泊尔境内多高山，地狭人稠，“国内之民难于自给，亦必别觅出口”，迫切需要向周边扩张领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幼的拉纳·巴哈杜尔·沙阿（清朝译作“拉特纳巴都尔”）继承王位后，其叔巴哈都尔·沙阿（清朝译作“巴都尔萨野”）摄政，将扩张矛头指向北方的西藏。

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像

加德满都的廓尔喀旧王宫

（2）西藏与廓尔喀贸易情况

从4世纪起，尼泊尔就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接触。由于尼泊尔与西藏毗邻，也信奉佛教，经济上又有互补性，所以尼泊尔与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廓尔喀）素无盐、茶，并无银两、马匹，所产惟米豆、牛羊、布帛、铜铁、珊瑚、玛瑙、孔雀，……然西藏素产盐斤，及内地贩运银、茶，实为科（廓）尔喀必需之物，故向来藏属夷民往来驼运，彼此通商，相安已久”。清代，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商业贸易和人员交往更为密切，尼泊尔商人“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皆有眷属，人户众多，不下数千名口”，有的还与藏民通婚，也有不少藏民往尼泊尔贩运粮食、布匹等物。除了民间交往之外，尼泊尔与中国两国官方也有联系。清雍正十年（1732年），马拉王朝的阳布、库库木、叶楞三部曾遣使至西藏，向清廷进贡，雍正帝赐缎匹、玻璃、瓷器，但念道路遥远，往返艰难，令其使臣即由西藏返回，希望三部与西藏贝勒颇罗鼐“协力和衷，维持黄教”。雍正十二年，阳布等三部又遣使赴京进贡。

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廓尔喀入侵西藏，两国长期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一度被破坏。

（3）沙玛尔巴出走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圆寂。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护送班禅灵柩返回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得到乾隆皇帝赏赐及王公贵族供奉的大量金银宝物，“无虑数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仲巴呼图克图有一同母异父之弟却朱嘉措，为白教沙玛尔巴活佛，与信奉黄教的仲巴呼图克图不睦。仲巴呼图克图将乾隆皇帝赏赐之财物“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沙玛尔巴垂涎其财物不得，遂生怨忿，乃以朝拜佛塔为名出走至尼泊尔。廓尔喀王族尊崇红教，素与沙玛尔巴通好。沙玛尔巴“与大头人巴都尔萨野交好，将藏中虚实告知，从中怂恿，外夷唯利是图，顿萌窥伺之意”，极言札什伦布寺所得财物之丰厚，又将藏兵虚实相告，唆使廓尔喀入藏劫掠。

（4）银钱与土地之争

在明清时期，西藏与其邻境地区的经贸往来日渐繁荣，所吸引的外商尤以克什米尔人居多。在繁荣的对外贸易引来外商的同时，外国货币也流入西藏，有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的银币，来自拉达克的亚乌银币和少量来自英国、葡萄牙、俄罗斯的银币，其中以尼泊尔银币占绝大多数，尼泊尔银币最开始就是在货物的买卖中流入西藏。

西藏地区虽然素不产银，但由于清廷对西藏的赏赐、驻藏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对西藏灾区的赈济等都大量使用银锭，西藏与内地的大宗贸易也使用银锭，使西藏地区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白银。西藏与中国内地相比，虽然大宗交易与内地一样使用银锭，但小额交易的方式不同。内地则辅以铜钱，而西藏则使用碎银。碎银与流入藏区的外国银币相较，无论是携带还是使用都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尼泊尔各部落则善铸银币，其所铸银币规格统一、做工精美。在西藏境内受到欢迎并流通。凭借铸币优势，西藏曾与尼泊尔各部缔结一项有关银钱贸易的条约。由藏人将白银交予巴勒布人，巴勒布人负责为西藏轧制巴勒布银币（藏语称之为“章嘎”）后，运回西藏供其流通使用。尼泊尔银币在西藏的流通方式也由最初的货物买卖转变为以白银换银币的银钱贸易。

巴德冈（尼泊尔一个部落）所铸银币

然而，巴勒布各部落一方面利用欧洲与西藏、内地的金银比价差额中获得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在铸造银币的过程中，往往从中掺杂铜、铅等金属，对银币减色。并将这些成色较差，信用极低的“银币”再运回西藏进行返销，通过这种方式换取纯银，以此抽取铸币税，来谋取暴利。

廓尔喀兼并巴勒布各部之后，铸造新钱，其成色较巴勒布钱为高，故要求西藏将廓尔喀新钱1圆折巴勒布旧钱两圆使用。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认为折价不公，未予应允。

廓尔喀王朝时期所铸银币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廓尔喀致书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声称：“西藏境内所用的钱两，都是我们巴勒布镕铸的。此后都使用新铸钱文，旧钱不可再使用。而且西藏与巴勒布接壤地区的聂拉木、济咙两个地区，原本就是我们巴勒布的地方，仍然应该归还我们。如果你们还觉得应该理论，可以派遣官员前来。”以庆麟、雅满泰为代表的噶厦回复廓尔喀称：新铸之钱数量甚少，不足以流通，仍将新旧银钱混用；聂拉木、济咙两处都系西藏地方，双方并无疑议；现在天气炎热，待立冬时再派人前往与之理论。但噶厦未向驻藏大臣禀告此事。廓尔喀又指责西藏对巴勒布货物“任意加收税项”，并向贩往巴勒布的食盐中掺土，决意入侵藏地。

二、地理分析

青藏高原因其独特的地理、人文、宗教特点而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最令世人瞩目的，自然是其平均超过4000米的海拔。正是因为其海拔过高的特点，整个青藏高原在许多彩色地图上被描绘成一片白色之地，看起来像是一整片起伏不大、顶面平坦的原地。但事实上，这片高原上面也是山脉纵横。北线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中线的唐古拉山脉、中南线的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东线的横断山脉以及南线的喜马拉雅山脉将整个高原切割成了相对独立，环境各异的地理单元。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地理单元也因山脉分割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清朝时期则根据这样的地理环境及其不同的人文特点，将青藏高原分成卫藏、康巴、安多三个部分。其中卫藏在元明时期又被称为“乌思（斯）藏”，因其在历史、宗教上的优势地位，则作为整个藏区的中心地带。而内部又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卫，二为藏。“卫”在汉语中译为前藏，指的就是今天的拉萨和拉萨以南，东接林芝盆地的河谷地带。以现在的行政标签来说即为拉萨+山南地区，以拉萨为前藏中心，“藏”在汉语中被译为后藏，相当于日喀则地区，以日喀则为后藏中心。在清朝的设计中，卫、藏两个分立的地缘标签，已经被后藏、前藏所替代了。也正因为如此，之前为日喀则地区所独享的“藏”字，才上升为整个族群、地理单元的名称。前藏、后藏这两个藏区内的二级板块，之所以能够上升为与康巴、安多并立的一级板块，很大程度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清朝为了有效控制藏区的这片核心之地，运用政治手段有意强化了二者的地缘差异，具体的做法就是将日喀则设为班禅的驻地，而让达赖驻锡拉萨，领有山南地区。而与廓尔喀毗邻的聂拉木、济咙等地，则属于后藏地区，也是整个廓尔喀之役的前线。

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

聂拉木、济咙等地之所以被廓尔喀（尼泊尔）所争夺，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其中喜马拉雅山脉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卫藏地区与喜马拉雅山南坡国家交流中，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则成为地理上要面对的问题。理论上，喜马拉雅山脉的分水岭两侧应该有很多条位置相近的河流能承担通道的职责，但由于跨越山口的路程太过艰险，真正会被采用并长期维护的通道往往并不多。好在喜马拉雅山脉隆升过程中形成的垂直断裂带，有的发育成河水深切的河谷，有的形成了山口低缓的谷地供两地通行。从位置上看，与尼泊尔隔喜马拉雅山相望的，就是以年楚河为核心向雅鲁藏布江上游延伸的日喀则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在日喀则地区一侧就有5条山沟，其中聂拉木的樟木沟和吉隆沟就是蕃尼古道的基础。尤其是吉隆沟，传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泥婆罗（今尼泊尔）的尺尊公主走的此道，足可见聂拉木、济咙两地对于西藏、尼泊尔的沟通至关重要。廓尔喀之所以声索聂拉木、济咙两地，笔者推断认为：在与西藏就银钱贸易谈判失利的情况下，控制聂拉木、济咙就是控制藏廓两地的交通要道，以此来作为与西藏谈判的筹码，逼西藏就范，即使不肯就范也可通过此道来进兵西藏，威胁后藏中心日喀则。

喜马拉雅五条沟地图

樟木沟范围图

吉隆沟范围图

蕃尼古道路线图

藏尼通道示意图

此外，由于西藏地势高寒，空气干燥，全年降雨量约400-600mm，高山积雪长存。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每逢11月左右开始大雪封山，结冰时期在六个月以上。供双方作战的时间并不多，因此廓尔喀人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溜回尼泊尔。而清朝方面为了追击廓尔喀人，在遇到大雪封山的情况下也只能选择在来年冰雪稀少之时越过喜马拉雅山对廓尔喀发起进攻。西藏方面当时常备军甚少，且境内八旗、绿营兵战斗力低下，而廓尔喀军骁勇彪悍。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必然不能得力应对，因此清廷需要在内地甚至远到黑龙江地区大量调兵入藏。西藏地方冬季寒风凛冽，夏季气温很高，夜半之时寒气逼人，往往六月飞雪，入夜时穿冬衣就寐，昼夜温差极大，很多人不能忍受这样的高原气候。此外内地士兵进藏时，因海拔的变化产生高原反应（古人依旧称此现象为“瘴气”）也会对内地士兵产生一定的影响，对行军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困难。

三、第一次廓尔喀之役

（1）廓尔喀首次侵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廓尔喀军队在达莫达尔·潘德、巴姆·沙阿的率领下，突袭聂拉木宗（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侵入西藏境内。同时，廓尔喀出兵西北，袭击了附属于西藏的作木朗部落（在今尼泊尔久姆拉区）。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廓军分别攻占济咙宗（今吉隆县吉隆镇）、聂拉木宗的宗衙门，随后北上围攻宗喀宗（今吉隆县治所宗嘎镇）、胁噶尔宗（今定日县治所协格尔镇），直逼后藏中心扎什伦布寺。

此时后藏仅驻扎有绿营兵、藏兵和达木蒙古兵1800人。在驻藏之绿营、蒙古兵丁又少，难以抵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廓尔喀军队的情势下，驻藏大臣庆麟接到廓尔喀入侵的情报后，一面紧急调前藏兵1200人驰援后藏，一面向北京报警，同时向四川总督李世杰求援。

因拉萨至北京相距遥远，乾隆帝迟至七月二十七日才得到廓尔喀入侵的奏报。他立即发出谕令，强调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此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御”，要求“所有后藏与巴勒布接壤之处，慎宜力为守御，其前藏地方，亦著庆麟等严加防范”。为此作出多方面筹划和部署。

首先命令命驻藏大臣雅满泰率驻藏绿营兵及驻达木厄鲁特蒙古兵，前往札什伦布寺慰问七世班禅，如情况紧急，即将其迁移至拉萨保护。八月初四日，乾隆帝发布敕谕，向西藏民众说明调集内地官兵入藏，讨伐侵犯藏界的敌人，其目的“无非保护尔等，奠安卫藏之意”，号召西藏民众积极支援清军。并命四川总督李世杰调集成都满汉军队三四千名，交由四川提督成德指挥，火速驰援后藏。命尚在热河的成都将军鄂辉、松潘镇总兵张芝元即日启程，速返成都，至西藏统兵。

成都将军鄂辉

松潘镇总兵张芝元

乾隆帝在调兵入藏的同时，又从四川、陕西、湖北、山西等地拨发库银170万两用以购办粮草，作为采买军粮及其运输费用，并命四川总督李世杰移驻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负责筹办军需。自打箭炉至西藏，几乎全是崎岖难行的山路，运输困难，费用昂贵。据李世杰说：按照军需则例规定，骡马驮运米粮，每石每站给银3钱，口外山路以40里为一站，自打箭炉至西藏共5365里，133站，需银39两9钱。按照此价，运送3000名官兵的口粮，负担实在太重。经李世杰筹划，定以每米1石用牛马1头，每站给银1钱6分，夫役1名照管牛马2头，每夫每站照台费旧例折给口粮一分，不给工价，也不另给烟茶糌粑，这样每运米1石，仍需银26两8钱6分。乾隆帝考虑到，入藏官兵所携带口粮，只够途中食用，“倘由内地拨往，不特需费浩繁，且恐缓不济急，所关匪细”，所以决定除途中所需粮食由内地拨运、途中购买外，其余均在西藏就地采买。他还特别强调，兵丁并非专需米石，凡麦面牛羊青稞糌粑等物，均可作为口粮；要晓谕藏民多为出售，清军应估价给银。

针对廓尔喀人的入侵，乾隆帝发檄文告知廓尔喀王国济咙、聂拉木等地向来为清朝的领土，令其退还撤军。指出聂拉木、济咙两地，“虽边外蕞尔之区，原系藏中旧属，非尔之地。从前五辈达赖喇嘛时，尔等侵夺济咙，经达赖喇嘛发兵夺回”。廓尔喀必须“往复熟筹，速行退兵，将聂拉木、济咙等处全行献出。否则，大兵一发，尔等靡有孑遗，追悔莫及，尚其详审利害，毋自贻伊戚也”。

四川总督李世杰接到庆麟的求援信后，即抽调成都驻防满兵500名、绿营兵1300名和金川屯练土番1200人，共计3000名士兵，俱交提督成德、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率领。七月二十二日，提督成德率领先头部队绿营兵1000名，从成都出发，经由打箭炉、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驰赴后藏。

与此同时，驻藏大臣庆麟在七月初九日从拉萨出发赴后藏。早在接到朝廷谕旨之前，庆麟便调藏内500人绿营兵及察木多、达木等兵700人，准备分路堵御廓尔喀侵略军。他虽到了边境，却没有深入了解前线情况。廓尔喀与巴勒布二族语言、风俗并不相同。但直至廓尔喀入侵之时，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只知巴勒布，不知有廓尔喀。面对廓军攻势，安居日久的噶伦、戴琫（四品武官）等官员“甚无主持，忧形于色”。西藏本地番兵“皆系民夫，平日散居村落，各自耕种，……今骤行征调，不惟一时不能齐集，即器械亦多欠缺不完，实属不能得力”。只是根据藏军将领的一面之词就向乾隆帝报告说，藏兵在胁噶尔打了胜仗，“虽贼众（藏）兵少，尚能抵御”、“仰赖大皇帝威福，俱各守坚战利”。其实这是一份虚假情报，乾隆帝却也信以为真，认为不必调用清军入藏，他说：“巴勒布被官兵以寡击众，剿杀退败，看来贼众无能，亦无大志，不值大办。”于是他立即调整部署，令鄂辉、李世杰将后续之500名清兵停止派出，甚至想让成德所率出发已20余日的先头部队于中途撤回。不久，庆麟又报告说，巴勒布增兵，在面对廓军攻势时，安居日久的噶伦、戴琫（四品武官）等官员“甚无主持，忧形于色”。西藏本地番兵“皆系民夫，平日散居村落，各自耕种，……年久未经行阵，今骤行征调，不惟一时不能齐集，即器械亦多欠缺不完，实属不能得力”。因前线吃紧，他自己也于七月二十八日将班禅从后藏接往前藏。于是，乾隆帝又命清军急速赴藏。但由于相距遥远，信息滞后，以及情报不准等诸多原因，作战指挥出现了混乱。八月二十四日，成都将军鄂辉回到成都。虽然总督李世杰10天前刚刚接到雅满泰报告称：“因巴勒布兵多，藏兵不甚得力，而催令所调官兵迅速前往。”的消息，但这时又接到乾隆帝“续派官兵停止前往”的谕旨，鄂辉、李世杰感到“缓急轻重之间，实难悬定”，鄂辉只得从成都赴打箭炉，查探信息。乾隆帝尽管对这种混乱情况非常不满，但也认识到必须给前线将领随机应变的权利，他说：“朕所降谕旨，系就伊等奏到之折，揆度情形，遥为指示，及经伊等接奉时，前后机宜，又或互异。该督正当按照彼处现在情形，随机妥办，原不必稍存拘泥，方为善体朕怀也。”而廓尔喀军虽在七月攻下宗喀宗，但在胁噶尔宗遇到噶伦扎什端珠布的抵抗而未能攻下，只得劫掠后南撤，大量宗喀百姓遭到劫杀。九月，乾隆帝又授理藩院左侍郎巴忠为御前侍卫钦差大臣，自京驰驿赴藏会办。

（2）藏廓私定和约

在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初，对如何处理廓尔喀的入侵一事，乾隆帝一开始就定下了以武力抗击的方针。九月十二日，他又谕令鄂辉、成德等人，“务即兼程迅速前抵后藏，协力剿捕。现在派调各处官兵，俱已陆续迸发，军威壮盛。鄂辉等统兵驰抵该处，虽不必扫穴犁庭，尽歼其丑，但不可止将贼众剿散，俾胁噶尔之围一解，即云蒇事。必须将前此彼贼抢占之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全行收复，并勒令该头人出具甘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不敢复行越界滋事。惟当趁此兵威，使之畏惧慑服，以期一劳永逸，方为妥善”。

但是，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却畏敌如虎，同时为了一己的私利，竟希图与敌人私下议和。在九月鄂辉、巴忠等人尚未抵藏之时，掌握后藏大权的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迦呼图克图私下秘密派使者与廓尔喀议和，希望尽快了结战事。廓军在胁噶尔劫掠后，向后撤兵，相约于十月十八日在聂拉木和谈。经扎什端珠布禀告，庆麟、雅满泰、达赖喇嘛、辅国公班第达均同意讲和。十月三日，七世班禅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时表示愿同与廓尔喀媾和，拟将此意上奏皇帝，倘廓方不接受，则内地大军入藏等，请求英方出击廓尔喀。

乾隆帝得知此讯后，接连发表上谕，表明反对不给入侵之敌以打击即私下议和的态度。十月初七日，他说：“若在藏众喇嘛均可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耶？即和息一事，亦必须倚仗兵威，使贼震怖，方可永远宁谧。如以心存懦怯，辄往议和，转为贼人所轻，安能保其不复滋事！”三天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巴勒布贼众擅敢侵犯藏界，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任令红帽喇嘛等私与议和，因而完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且贼众等无所畏惧，将来大兵全撤，设复潜来滋扰，势必又烦纷纷征调，成何事体！……朕非乐于用兵，不恤士卒，希图多有斩获。但贼既侵犯天朝边界，若不加之惩创，何以安番众而靖边圉？”

九月二十二日，成德抵达拉萨，仍奉皇帝谕旨前往边界进剿。十月初八，成德率军进驻日喀则。十三日，乾隆皇帝因庆麟、雅满泰昏愦无能，以贻误军机、粮运迟缓的罪名将二人降职留用。命巴忠接管驻藏大臣关防印信，令成德暂时统领全藏军队，待鄂辉、巴忠进藏后共同商办藏内事宜。十一月初五，鄂辉到达拉萨，同日，成德进抵胁噶尔。廓军见清兵大举入藏，加上临近大雪封山，转回困难，因而态度有所改变，声言“聂拉木等处是其抢得，现虽投顺天朝，仍需藏里多用银两取赎，方肯退还”。

十一月二十二日，鄂辉率满汉屯练官兵400名赶到札什伦布，因先期到达的成德已抵第哩朗古（今定日境内），鄂辉遂率部前往，十二月初九日两部于第哩朗古会师。鄂辉、成德率清军由第哩朗古沿山间小路寻积雪稍薄处行走，于次年正月中旬进至宗喀。廓尔喀兵已经撤走，清军不战而收复宗喀。因雪大难行，清军在宗喀暂时休整。二月下旬，天气稍晴，鄂辉率军出发，先由善于攀登的汉土兵丁在积雪稍薄处挖开积雪，开辟道路，大队清军随后在小路上翻山越岭，迤逦而行。清军行军虽然异常艰难，但一直未遇到廓尔喀兵，所以未经交战，即顺利地收复了济咙、聂拉木以及其他边境村镇。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在第八世达赖喇嘛之叔父阿古拉的主持下，西藏与廓尔喀在基鲁会谈。西藏代表为噶伦丹津班珠尔、扎什端珠布、第七世班禅之父巴勒丹敦珠布、济仲喇嘛罗布藏卓呢尔、喇嘛敦珠布彭楚克、萨迦寺索诺伊锡等人，廓尔喀方面代表为巴姆·沙阿、哈里哈尔·乌帕迪亚等人以及沙玛尔巴。正月，巴忠到达西藏。巴忠通晓藏语，诸熟藏情，深受乾隆帝倚重，故令其接替获罪的雅满泰任驻藏大臣。但巴忠入藏后，见藏、廓官员已私下讲和，急于早日交差了事，回京受奖，置乾隆帝的谕令于不顾，也不听从达赖喇嘛“应行进剿”的意见，竟支持仲巴等议和。向朝廷谎报清军“已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方次第收复”。曾参与议和的班第达之子丹津班珠尔后来供认“五十四年正月，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因沙玛尔巴到济咙来讲和，就往宗喀一路迎去，又要我同往。二月内，巴大人派我到宗喀约会巴勒丹敦珠布”。

将军鄂辉、提督成德收复宗喀后，面对西藏边境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倾向于议和撤兵，所以在奏报中极力夸大前线的困难。二月末，清军已收复了全部失地，鄂辉等人更急于撤兵。三月，鄂辉、成德在济咙军营接见了从廓尔喀返回的仲巴、萨迦私派的议和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竟认为“巴勒布因细故兴兵，固属不法，然起衅尚系有因，究其情节，实非敢争夺地方。兹该番等一闻大兵将到，旋即退界奔逃，更有申诉乞降情事。冀同为上方百姓，尚非自外生成之辈”。于是，鄂辉、成德派总兵张芝元、穆克登阿与丹津班珠尔、巴勒丹敦珠布、巴载等前往廓尔喀地界见其头人。

而西藏与廓尔喀的所谓“议和”，其实是“许银赎地”。廓尔喀方面由头人巴穆萨野达萨尔主管议和，但在前台直接与西藏代表交涉的却是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廓尔喀方面提出：西藏向廓方赔偿战争经费、并割让喜马拉雅山山脉以南的全部领土，否则必须每年赔款十万卢比。“聂拉木等处是其抢占，必须多用银两，年年付给，方肯退还”。沙玛尔巴狐假虎威，胁迫西藏代表答应廓尔喀提出的苛刻条件。经过一番交涉后，在五月中旬，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西藏许诺向廓尔喀偿银赎地，议定西藏每年向廓尔喀偿付元宝三百个，折银一万五千两（相当于五万卢比）。“两边定议之人一一列名，钤用图记。内开：‘每年许给元宝三百个，合银一万五千两，按年付给。倘有反悔，神佛必降咎灾’等语。”当时，丹津班珠尔等“以藏内力量，不能永远按年付给，复向沙玛尔巴讲论。他说先把当年交清，再分作三年送交元宝三百个，或可免永远给银的事，沙玛尔巴又与玛木萨野、哈哩哈尔、乌巴迭阿三人另写合同一张，作为凭据”，决定在给付三年后再行商议。丹津班珠尔等当时没带银两，为尽快完事，他们向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及在宗喀的西藏商民凑借元宝300个，如数付清了当年的赎银。廓尔喀在得到噶厦所立字据后，也撤兵返回。

在与廓尔喀议和期间，巴忠在胁噶尔曾数次给丹津班珠尔写信，催促速与廓尔喀达成和议，他满足于廓尔喀愿意进表纳贡的承诺，而对于屈辱性的和议条款，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用瞒天过海的手法，以廓尔喀投降向清廷报捷：“巴勒布震慑天威，现已畏罪输诫，设誓定界，自此藏地敉宁，边疆永靖。”他与鄂辉等人草草拟定善后事宜十九条，包括西藏驻兵、训练、巡防、贸易、税收等内容，规定：在后藏札什伦布驻绿营兵150人，拉子、胁噶尔等边疆地区驻藏兵200人，藏兵于每年九月十五日以后至十月底与驻防绿营兵一体训练；驻藏大臣二人按年分为二次轮赴后藏巡查；噶布伦、戴绷、第巴等官员，须由驻藏大臣督同拣选，商之达赖喇嘛等等。巴忠不等善后事宜办完，就急急返回北京。六月，清廷调整西藏之防务，加强札什伦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调整与廓尔喀贸易之政策。

第一次廓尔喀之役，双方军队未曾交战，最后以“许银赎地”的形式宣告结束，此次“战争”就已耗费军饷百余万两白银。巴忠、雅满泰等对藏廓和谈的内容隐瞒不上报。使得乾隆帝并不了解事实真象，以为廓尔喀真的是畏罪乞降，抒诚进贡，所以当廓尔喀贡使到京时连日赐宴，并册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王爵，其叔巴都尔萨野公爵。

四、短暂的停战时期

廓尔喀退兵后，清廷不得不撤换一批擅权、失职的西藏官员。驻藏办事大臣舒濂包庇聚敛舞弊的达赖喇嘛之兄罗布藏多吉、同母弟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与帮办大臣普福互相参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成都将军鄂辉奉旨入藏查办。五月，乾隆皇帝将舒濂革职，以普福为办事大臣，雅满泰为帮办大臣。七月，又将普福革职，降为三等侍卫，命保泰入藏接替驻藏办事大臣普福之职。八月，命舒濂解送达赖喇嘛之兄弟来京。同时，令西藏的摄政活佛济咙呼图克图来京，遣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阿旺楚尔提木入藏主政。雅满泰、保泰分别与当年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拉萨上任。

巴忠等用“许银赎地”的办法，虽然使廓尔喀暂时从西藏退兵，但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每年1500两的赎地银，并没有满足廓尔喀贵族的贪欲，但对西藏地方政府来说，则是个十分沉重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屈辱性的条款令稍有爱国心的人难于接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赖喇嘛为了“将所立合同撤回，永断葛藤”，曾派人去廓尔喀谈判，因意见分歧谈判未果。当年十月，廓尔喀派大头目一人、小头目两人以查看银钱为名来到拉萨。依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约定来索取所谓的“赎地银两”，达赖喇嘛拒绝支付。十二月，奉乾隆帝之命来藏办事的阿旺楚尔提木抵藏，“得知许银说和之事，即言：此事不成体制，未清银两毋庸找给”。阿旺楚尔提木的态度，对达赖喇嘛是很大的支持，他更欲废除与廓尔喀的和约。达赖喇嘛还派喇嘛敦珠布朋楚克、博尔东到边境上放言，廓尔喀既已成为大清属国，则不应照前约索要赎地银两。廓使又请朝廷赏给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俸禄及土地，也被驻藏大臣普福回绝。廓使一事无成，只得返回。达赖喇嘛则派堪布托格穆特、商卓特巴吉弥敦第、仔琫第卜巴赴廓尔喀商谈，打算付给廓尔喀150个元宝，同时将原订合约撤回，永绝瓜葛。廓方以托格穆特地位不高，指名要求达赖喇嘛叔父阿古拉与噶伦丹津班珠尔来边境商谈。此时阿古拉已去世，不久，派去商谈的堪布托格穆特也在廓尔喀病逝。西藏地方的一系列举措，令廓尔喀摄政王巴都尔萨野非常愤怒。巴都尔萨野感到进退两难：若发动战争，则必然要投入大量经费、部队和武器，因为清廷方面显然已经对廓尔喀有所戒备；若放弃战争，则之前盟约的被撕毁令他非常不甘。再加上沙玛尔巴的挑唆下，最终他以债务未清为借口，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以武力方式惩治西藏背盟行为。

五、第二次廓尔喀之役

（1）冲堆遇袭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圆寂，八世达赖喇嘛再度执政。五月，达赖喇嘛令噶伦丹津班珠尔赴边界，与廓尔喀密谈撤约事宜。五月十一日，丹津班珠尔、扎什端珠布、札萨克喇嘛格桑定结自拉萨启程前往聂拉木，写信“约廓尔喀人来至边界面议地租一事”。以检阅军队、修葺庙宇、训练藏兵为名汇报驻藏大臣，实则继续与廓方商谈赎银撤约之事。噶伦丹津班珠尔等认为，此前带去的元宝只及半数，难以撤回合同，于是又携150个元宝前往。一路上，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喇嘛及驻守聂拉木之戴琫江结也加入谈判使团。六月上旬，丹津班珠尔抵达聂拉木之冲堆（今聂拉木镇充堆），格桑定结与扎、萨二寺喇嘛则受沙玛尔巴之邀来到扎木（今聂拉木县樟木镇）。六月二十二日，噶伦丹津班珠尔、扎什端珠布、戴琫江结在冲堆，遭到廓尔喀兵突袭，被俘后押往廓尔喀都城阳布。格桑定结、扎、萨二寺喇嘛、聂拉木教习军官王刚、冯大成等人也同时被拘押。并掠去他们携带的原准备给廓尔喀的180个元宝。廓尔喀诱执了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后，即开始向西藏大举进攻。

（2）廓尔喀第二次侵藏

七月上旬，廓尔喀兵千余人越过边界，再次侵入聂拉木和济咙。聂拉木被攻占后，廓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达莫达尔·潘德（《清史稿》称之为“噶箕·旦姆达尔·邦里”）率领，自济咙进攻宗喀；一路由阿比曼·辛格率领，从聂拉木进攻定日（在今定日县西）；另有一路绕过定日，经萨迦直趋日喀则。

廓尔喀入侵西藏路线图

七月二十九日，廓尔喀军队将宗喀包围，并于八月初二日开始“四面攻围”。教习陈谟、潘占魁督率藏兵、喇嘛等协力堵御，打死敌兵数十人，廓尔喀军败退至离宗喀30里的俄玛。在定日，廓尔喀兵千余人前来围攻官寨，将各处寨落烧毁，藏兵被迫退守胁噶尔。在济咙，守军为防止廓尔喀兵渡河，将热索桥砍断，但廓尔喀兵伐木搭桥，最终在八月三日占领济咙。八月十六日，廓尔喀兵3000余人围攻萨迦，守军达木蒙古兵奋勇拒敌，大半阵亡，而藏兵战斗力较弱，萨迦终于弃守。廓尔喀侵略军节节进逼，威胁班禅额尔德尼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同日，驻藏大臣保泰派兵将班禅迁往前藏，命仲巴呼图克图留守札什伦布寺，都司徐南鹏率绿营兵120人驻守官寨。然而仲巴畏敌如虎，毫无斗志，在廓尔喀进至札什伦布的前一天，趁夜暗逃往东喀尔，并将寺中金银及班禅所余贵重物件搬走，装成多捆先行逃出，造成人心混乱。更有甚者，济仲喇嘛罗卜藏丹巴等在吉祥天母像前与众僧占卜，竟假托卜辞，声称得到“不可与贼接仗”的神示，派使者前往廓营求和。然而使者半路逃走，弄得“众心惑乱，不复守御，皆行散去”。二十日，廓军首领巴姆·沙阿进至札什伦布。次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札什伦布寺。随后，廓尔喀兵围攻日喀则宗城，遭到徐南鹏部绿营兵的顽强抗击，被打死数十人。围攻八昼夜后，廓军仍不能破城，遂携所掠财宝退往边境。廓尔喀侵略军在札什伦布大肆烧杀抢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放火焚烧（官寨）四围所屯粮草”，札什伦布寺金塔上“所镶松石珊瑚金银花贼皆挖取，佛前所供金银帏幔等项亦被取去，……其商上所贮银器绸缎等物俱被贼掠去”，清廷册封六世班禅的金册也在此次劫掠中被盗走。九月初七日，廓尔喀兵带着抢掠的大量财物从札什伦布退走。

（3）乾隆帝重新调兵

八月二十二日，乾隆帝接到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关于廓尔喀诱执西藏噶伦丹津班珠尔、戴绷等人，占领聂拉木的奏报。随后，八世达赖联名七世班禅向乾隆帝汇报札什伦布寺被洗劫一事，奏请清廷派大军驱逐侵略军，在承德避暑的乾隆帝收到求救奏折后，这才知晓两年前巴忠谎报奏凯的全部真相。巴忠见事情败露，竟选择畏罪跳河自杀。乾隆帝震惊、愤怒之余，冷静分析认为从前鄂辉、成德、巴忠办理不妥，苟且了事，以致复生事端。廓尔喀系“内附天朝之臣仆”，此次犯边，不过为索取债目、劫掠后藏财物，不必大办，鄂辉系总督大员，“声名较大”只要带兵前往，廓尔喀“自必闻风胆落”。所以他命鄂辉进藏相机办理，大学士孙士毅自北京往成都署理四川总督。

但事情并不像乾隆帝设想的那样简单。一方面，廓尔喀不断扩大侵略，相继占领济咙、萨迦、定日等地，甚至纵兵抢掠札什伦布；另一方面，所派官员不能实心任事，鄂辉推诿不前，仅令成都将军成德率兵赴藏，他本人迟至九月初六日始离成都，二人在途中又按程缓进，观望不前，而保泰、雅满泰遇事即“心慌胆落，懦怯已极”，不但已将班禅自后藏移居前藏，且复欲将达赖、班禅移往四川泰宁，弃前藏于不顾。使得乾隆帝大骂：“保泰、雅满泰二人，不料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竟是无用之物！”

有鉴于此，自九月下旬开始，乾隆帝一再强调，对廓尔喀必须大张挞伐。九月二十八日，他说，对廓尔喀，“必须慑以兵威，痛加惩创，俾知慑服，不敢再萌他念，方期一劳永逸。若少存将就了事之意，使彼无所畏惮，大兵撤后，彼必复至边境抢掠，又将作何办理？倘复须调兵进剿，是贼匪转得以逸待劳，反客为主。……若云道路遥远，粮运维艰，岂有贼匪能来，我兵难往之理！”十月初六日，乾隆帝又指出：“此事初起之时，朕并非必欲大办。如贼匪只因索欠启衅，抢掠聂拉木等处边境，尚可为之剖断曲直，责令清还欠项。朕之初意，原不欲劳师远涉。今贼匪肆行侵扰，竟敢抢掠札什伦布，不得不声罪致讨，非彼乞哀可完之事。若因贼匪已遁，遂思就事完结，使贼匪无所畏惧，将来大兵撤归，贼匪复来滋扰，又将作何办理？岂有堂堂天朝，转为徼外番贼牵制之理！此事势在必办，竟无二义。”此时冬雪迫近，廓军必不能进兵前藏。一俟朝廷调集大军进讨，廓军便可从容遁去。因此，乾隆帝决定大举出兵，待来年春雪消融后攻入廓尔喀腹地，令其彻底臣服，不敢复萌故志。“将来大兵直抵贼境，声罪致讨。贼匪自必震慑军威，乞哀吁恳。”

于是乾隆帝重新进行部署：保泰、雅满泰革职留任，效力赎罪；奎林补授正红旗蒙古都统，舒濂赏给副都统职衔，前往西藏办事；鄂辉、成德革职，以副都统衔效力军前；调两广总督、嘉勇公福康安率兵进藏，授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命陕甘总督勒保、西宁办事大臣奎舒筹办福康安部进藏所需马匹粮草；除先期征调的7500名屯练土兵外，再调索伦兵1500名，由海兰察、乌什哈达、岱森保等率领，计千余名精锐士兵分批进藏。同时为此次战争准备了军费一千万两，牛羊两万只，青稞七万石。命驻藏大臣和琳、参赞大臣惠龄负责沿途的粮草运输。

福康安像

海兰察像

（4）清军两路入藏

十月初三日，福康安在江西途次接奉令其准备率兵赴藏的谕旨，随即兼程晋京。乾隆帝认为，从四川出发抵达西藏，按平地计为5000里地，而从青海出发抵达西藏，按平地计为4000里地，能快速抵达西藏。于是在福康安抵京后面授方略，“以西宁赴藏较川省路近而平”，令其“取道由草地行走，以期迅速”，限期40天抵达拉萨。十月十九日，福康安自京师启程。行进途中，曾接勒保咨会，告知“青海口外，俱系草地，时值隆冬，冰雪甚大，炊婴艰难，牧饲缺乏。”，乾隆帝也令其“酌量情形，……若实有难行之处，当即改道由四川赴藏，不可勉强，以致欲速转迟”。福康安接旨后，经过调查，认为冬季从西宁口外草地行走固然艰难，但不是完全阻隔，况且走此路比改道四川可以早到西藏一月时间，所以决定仍从青海一路进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抵达西宁，陕甘总督勒保从属下甘肃绿营调出了1500匹马供官员使用，青海办事大臣奎舒通过青海蒙古王公从各旗采购了3000多匹马，供索伦达斡尔兵骑用；遥接西藏沿途设立了传递文书信息的台站，派绿营兵和当地蒙古兵共同驻守，保证了青藏一线的行军畅通。福康安大军稍事停留，在补充了必要的口粮、马驼、帐篷等物之后，即轻装减从，于十二月二十日继续前进。

在行军路途中，自然条件越来越恶劣，山高雪大，瘴气逼人，极为难行。在亢阿拉山、扎苏拉山及和约尔达巴罕等处，“旧存积雪，或七八寸至二三尺不等，石径崎岖，艰于登陟，并有大河数道，冰坚雪厚，宽逾数里”。鄂林察林诺尔（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海、喇嘛陀罗海等处，“数百里内，溪涧交错，泉水甚多，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竞无路径。且该处多系沟坳，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维艰”。过了巴颜哈拉，进入昆仑山区，“地势极高，瘴气最大，虽不比云贵烟瘴伤人，然人行寸步即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冬间冷瘴，较之夏间尤甚”。福康安本人也在急行军中患病，“出口时，即已冒寒患病，兹复触染瘴疠，略形困顿，而随从等亦俱头晕气喘，未能速行。”，在渡过木鲁乌素河（今通天河）后，福康安大军停息二日才渐就痊可。之后大军每日仍坚持行军16个小时以上，“每日寅（3-5时）初起程，行至戌（19-21时）刻始行驻牧，止余两三时牧放马匹，尽力趱行，并站前进，一日所行道路，较之喇嘛番子人等行走两日程途尚属有余”。最终抵达喀喇乌苏（今那曲），正月二十日，福康安驰抵拉萨。从西宁至拉萨，行程4600里，除去途中先后停留的11天，实际行军只有39天。藏人对此连连称奇，皆云喇嘛等独行都需要一百二三十日。

福康安、成德进军西藏路线图

与此同时，成德、鄂辉率领清军从成都出发，行走六七十天，于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下旬、十一月中旬先后抵达拉萨。

廓尔喀得知清军入藏的消息后，即收缩兵力，占据定结的廓尔喀兵数百人于十一月初一日夜间撤走，而集中兵力于聂拉木、济咙两处，添筑卡寨，加砌围墙，“以为负隅固守之计”。

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作战图

（5）聂拉木之战

十二月初一日，成德进至后藏，鉴于聂拉木位于喜马拉雅山与拉轨岗日山之间，为廓尔喀兵出入西藏的大路，必须首先攻取，遂率兵经拉子（今拉孜）、胁噶尔、第哩朗古等地向聂拉木进军。二十七日，到达距聂拉木三四十里的拍甲岭。次日寅时，乘夜急进，快速通过通拉山口，于黎明时接近聂拉木敌寨，趁敌不备，发起进攻。聂拉木官寨围墙既高又厚，寨房高大坚固，廓尔喀兵固守不出，从墙孔施放鸟枪、投掷石块。随后数日，清军多次进攻，抛掷火弹，烧毁东边寨房，阵斩廓军将领呢玛叭噶嘶、踏巴。但西北官寨却屡攻不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初九日，鄂辉率兵赶到，与成德会合，兵力达到1200余名。这时在聂拉木西北官寨内困守的廓尔喀兵仅有100名，但鄂辉、成德“只图自守之计，不为进剿之谋”，大部兵力被派往木萨桥、拍甲岭、第哩朗古、萨喀等处，分兵把口，而在聂拉木担任攻剿作战的仅有500名。即使如此，清军兵力仍有5倍于敌的优势，但鄂辉、成德作战消极，不敢大胆进攻，认为廓尔喀兵凭借寨墙墙孔施放鸟枪，“官兵扑近，难免受伤”，寄希望于火攻。但因连降大雪，清军不但火攻屡屡受挫，而且有20余名官兵冻死冻伤。清军曾挖掘地道数处，均因遇巨石而受阻，从二十日开始利用西面墙角通向寨内的一道沟渠为掩护，连日挖成长3丈余的地道。二十四日，运进炸药40包，点火爆炸，将大部墙垣寨房炸塌，清军乘势攻入，将敌人全部歼灭，俘获巴姆·沙阿之侄咱玛达阿尔曾萨野，聂拉木全境收复。

（6）济咙之战

福康安在进入藏境后，接见达赖喇嘛遣来迎接的高级官员，即逐一询问廓尔喀两次滋事的缘由，并札询鄂辉、成德，令将先后情节据实答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二十三日，福康安于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班禅等，以面奉谕旨再次传达嘉奖达赖喇嘛深明大义，不听保泰内迁妄请，并正式提出：“将来事定，办理善后时，必须另立《章程》，逐条办事，务使边圉永宁。”

二月八日至十日，四川总督惠龄、参赞大臣海兰察陆续抵达拉萨。二月十七日，在拉萨停留了近二十七天后，福康安领兵一千余人从拉萨起程，经朗噶（今浪卡子县）、江孜，二十七日到达后藏，查看札什伦布寺劫余情形。在这期间，凭借他的地位威望，及大军将到的声势，向西藏上层宣谕援藏用兵的意义。使西藏各界僧俗官员积极积极帮助采购粮食牛羊，买办马匹，调集炮位及配制火药，并妥善部署反击策略，同时积极从俘虏口中获得关于廓尔喀人的各种情报，为出兵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福康安檄令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及界外的作木朗、披楞（即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发兵合攻廓尔喀，但被乾隆皇帝批评为时过早。上述各部接到福康安檄令后，反应消极。达赖喇嘛也于二月九日（1792年3月1日）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脑，促请勿听信廓尔喀求援的谰言。

清军在收复聂拉木后，后续部队正继续向西藏进发，这对廓尔喀当局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致书鄂辉、成德和西藏活佛，请求清廷罢兵议和，但又不认罪，甚至把入侵西藏的原因归之于西藏背约。与此同时，廓尔喀侵略军仍占据着济咙、绒辖等地，并增派军队，加修工事，企图固守。

乾隆帝接报后，立即指明廓尔喀“总借索欠为词，意在归咎唐古特人等，胁诱说合”的实质，提醒福康安等人切勿中敌人的缓兵之计，而要坚持定见，激励将士，勇往直前，给敌以痛击，“必令贼匪畏威服罪，不敢再提银两，永远不犯藏界，始为完善”。福康安发给廓尔喀檄谕，声讨廓尔喀的侵略罪行，表明清军坚持以武力保卫祖国领土，决不与敌人议和的原则立场，指出：“尔自外生成，辄敢称兵滋扰卫藏，不但占据边界，且敢侵犯札什伦布，将庙宇塔座损坏，镶嵌金什物肆行抢掠，尔岂不思卫藏之地，岂容尔等作践。……今本将军奉命亲统大兵，问尔廓尔喀之罪，惟有将尔部落一举荡平，申明天讨，尔等从前所议钱债细事，概不值理论，现在调集各兵，源源而来，克期进发，捣尔巢穴，务在悉数歼擒，不留余孽。此皆尔孽由自作，速取灭亡，恶贯满盈，罪在不赦。至尔给噶布伦信内称，‘若能说合，也免汉番官兵并廓尔喀的生灵受罪，如要动干戈，我处也预备’等语，尤属妄诞。……本将军共行天罚，号令严明，即日统兵进剿，断不似从前与尔说和完事，谅宜知悉。”

三月，清廷授福康安为大将军，令各军皆受其节制。鉴于廓尔喀在济咙、绒辖等地已增兵筑垒固守，福康安认为应该待所调清军到齐后，再集中兵力向敌人进攻；济咙为进剿要路，必须先行收复。闰四月上旬，索伦兵、屯练土兵均已到藏，福康安、海兰察遂率领已抵后藏的6000名清军于十八日离开札什伦布，由日喀则驰往江孜，督运军粮。经拉子等地，二十七日，抵达定日之第哩朗古，与成德会合。福康安、海兰察等分头察看聂拉木、绒辖等地后，率主力前往宗喀，决定向济咙进军，由此向南攻入廓尔喀。

五月初六日，福康安、海兰察领兵行至宗喀以南的辖布基，进攻擦木山隘（在今吉隆县宗喀镇南加木村）。擦木为济咙外围的一个要地，距辖布基仅数十里。两山夹峙，中亘山梁，路径狭窄，廓尔喀兵在山梁扼要之处前后筑石碉两座，三面临河，均砌筑高约2丈的石墙，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向北面的寨门。由于擦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福康安决定利用暗夜之时，隐蔽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日适值阴雨，入夜后雨更大，清军冒雨出发，分三路秘密向敌寨运动，海兰察居中，哲森保等由东西两山夹击廓军营寨，莫尔根保绕到营后偷袭。途中涉水渡过数道河流，于初七日黎明时进至擦木。福康安督兵迅速登山，潜至敌寨墙外，搭人梯越过寨墙，打开寨门，一拥而入，夺占前碉。后碉更险要坚固，廓尔喀兵在碉内放枪投石，死命固守。清军毁墙冲入碉内，短兵相接，奋勇杀敌。此战清军前后杀敌200余名，一举占领擦木。

攻克擦木之图

为了保证主力顺利向济咙进军，福康安遣成德、岱森保率兵3000名由聂拉木南进，以牵制廓尔喀兵力；令诸神保率兵1000名驻守绒辖要口窝朗卡，以防敌抄截后路。五月初八日，福康安督兵乘胜前进，途中在玛噶尔辖尔甲（今吉隆镇西北玛嘎村）遭遇自济咙前来偷袭的300名廓尔喀兵，海兰察“趋近，马中枪，挥军奋击”，歼敌近270名。

攻克玛噶尔辖尔甲之图

初九日，进至济咙。济咙寨碉高耸，形势险固。官寨建在山冈上，用石砌筑，高大宽广，周围叠石为垒，高及2丈，密排鹿角桩木。官寨西北临河处砌大碉一座，直通官寨，便于取水；东北石崖上砌大碉一座，倚石为固；东南山梁上砌石碉一座，山势陡峭，难于攀登；山下喇嘛寺与东南石碉斜对，各处碉卡可互相应援，成犄角之势，廓尔喀兵分据险要，负隅固守。福康安在摸清地形、敌情之后，决定采取攻击官寨的同时，分兵进攻各碉卡，待将各碉卡之敌歼灭后，再集中兵力进攻官寨的战法。初十日丑时（1-3时），清军利用夜暗，兵分多路，同时向既定目标发起攻击，海兰察率领索伦骑兵往来截杀。哲森保部、蒙兴保部首先攻占东南山梁和山下喇嘛寺。福康安随即调哲森保部增援巴彦泰部，合力攻击临河大碉，清军用大炮将碉座轰塌一角，跳河逃跑的廓尔喀兵不是淹死就是被索伦骑兵截杀。东北石崖大碉，被桑吉斯部用火弹焚毁。据守官寨的廓尔喀兵在阿满泰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从石垒退入寨内，放枪投石，拼死抵御。此时清军已肃清周围各据点，福康安遂集中各部清军合力进攻，一面用炮轰击官寨，一面架梯攀登，拆毁寨外石垒后，接近官寨。午后，清军冒雨连续作战，直至亥时（21- 23时）始将官寨攻破，收复济咙。此战，廓尔喀兵除投河落崖者及在碉寨内伤毙者外，640余名被杀，198名被俘。

十二日，岱森保部在德亲鼎山连克敌卡三处，进至下木萨桥。

至此，清军已基本收复了被廓尔喀侵占的领土。

攻克济咙之图

（7）追击逃敌，深入敌境

不过，此次清军的战斗目标远不止于此。早在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初，乾隆帝就一再强调，对入侵我国领土的廓尔喀，必须慑以兵威，痛加惩创，并深入敌境，迫其降服，此为一劳永逸之计。福康安遵照乾隆帝的旨意，早已做好深入廓尔喀境的准备。所以，收复济咙之后，福康安只用两天进行休整，趁冰雪最为稀少的盛夏时节越过喜马拉雅山脉中相对低矮的马拉山，过藏廓边界之摆吗奈撒，进入吉隆沟一带，与东面位于樟木的成德东路军遥相呼应。这就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横穿喜马拉雅山的大规模的行军，随后的几次作战即在此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世界屋脊”上进行。

五月十三日，福康安率6000名清军冒雨起程，向热索桥开进。热索桥位于济咙西南中廓两国交界处，是在一条自东往西流的河流上浮搭木板而成的渡桥，该河注入玛尔臧河后往南流入廓尔喀，廓军在南北两岸均筑有石卡，据险守御。十四日晨，清军经过一昼夜行军，到达热索桥附近时，北岸守卡廓军无法抵御清军的猛攻，弃卡逃跑，南岸守桥廓军仓促撤去桥板，隔河施放枪炮，阻止清军过河。十五日寅时（3-5时），福康安令清军从河边正面佯攻，同时派兵越山绕至距桥六七里的上游，扎筏渡河，直扑敌卡，正面清军乘守敌慌乱之机夺据热索桥，搭桥渡河，进入廓尔喀境。

攻克热索桥之图

热索桥现状图

福康安率军南下，所过之地，均为高山大河，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路径逼仄，难于通行，有时不得不一边修路一边前进。因受地形限制，“缘山顺河，并无容足之地，不能扎营”，清军“俱在石岩下露宿”，廓尔喀也因“沿途无驻足据守之处”而未驻军防守，所以最初几天清军进军比较顺利，“深入贼境一百六七十里，未见一贼”。

廓尔喀采取集中兵力，重点防守协布噜、东觉等几个战略要点的方略。协布噜与热索桥形势相似，西、北两面临河，西面是玛尔臧大河，北面是东西向的支流，支流北岸的旺堆山坡低缓，南岸山坡极高，廓尔喀在山崖上树木城，外筑石墙，玛尔臧大河东西两岸均筑卡驻兵，在支流上游30里处的克堆，建寨数座，屯兵极多。五月二十日，福康安率兵至旺堆，见河上桥座已被敌人拆毁，遂指挥清军一边用炮轰击南岸廓军，一边伐木搭桥，但连战两日，搭桥均告失败。二十二日，福康安改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惠龄留旺堆正路佯攻，牵制敌人，派台斐英阿率部绕至玛尔臧河西岸，攻廓军卡垒，福康安、海兰察率军绕过数道大山，于次日黎明到达支流上游北岸，因廓军在对岸防守严密，且河水湍急，搭桥十余次均未成功。傍晚，大雨滂沱，福康安佯令撤退，而于夜半待廓军回克堆寨后，缚木渡河，然后兵分三路，潜至克堆寨周围，占据有利地形，于二十四日黎明时出敌不意发起攻击，焚毁敌寨后，直逼协布噜。此时台斐英阿部也翻山越岭，绕至玛尔臧河西，攻克敌寨，从西面夹攻协布噜。廓军见状，放弃木城石卡，拼命逃跑。留在旺堆的清军乘势搭桥渡河，与海兰察部一起，追击逃敌。此战，清军连战5天，共杀敌500余名，夺占了敌重兵防守的协布噜。

清兵攻克廓尔喀境内之协布噜

福康安率兵自协布噜前进110里，到噶多驻营，准备攻取东觉。自噶多南行，翻越作木古拉巴载山和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即是东觉，此为正路。东觉“为贼境险要之地，贼匪据险设备，前后高下，分布颇为联络”；自噶多东南越山至雅尔赛拉、博尔东拉一带，廓尔喀亦有重兵防守，该处“系属间道，与正路互为犄角，最关紧要”。噶多一带“山径丛杂，处处相通”，为防止廓军邀截清军后路，福康安决定从正路和间道两路进军。六月初三日，两路清军分别起程。福康安率兵至作木古拉巴载山，令台斐英阿等留守山梁，用大炮昼夜轰击，牵制敌人，自率主力潜往噶多普，于初六日下至山麓，浮水渡河，督兵猛攻。台斐英阿得知主力已渡过河，亦下山搭桥渡河，攻击廓军木城石卡。海兰察一路由间道昼夜潜行，初六日黎明由博尔东拉山巅向下冲击敌营，将敌木城石卡拆毁后前往东觉与福康安会合，追击逃敌。此战，清军以伤亡100余名的代价，攻克东觉，捣毁敌营寨、碉卡、木城等50余处，杀死、俘获廓军780余名。

攻克东觉山之图

奉命在聂拉木一路牵制敌人的成德、岱森保部，于五月下旬攻克札木和铁索桥后，也进入廓尔喀境，占领多洛卡、陇冈等地。福康安、海兰察率军由东觉乘胜进军，于六月初九日进至雍鸦。廓尔喀军已在对面噶勒拉山等地据险设防，清军在雨雪中连续行军作战，官兵多有伤病，极度疲惫，口粮也已食尽，无法继续进攻，只得在雍鸦就地休整。

在此期间廓尔喀不断派人向福康安乞降。原来清军进入廓尔喀仅20天，即前进数百里，连克协布噜、东觉等要地，福康安所驻扎的雍鸦大营距阳布仅数十公里之遥，成德部也距离阳布不足三十公里，阳布已被清军兵锋所逼，如此两相包夹之下，清军大有围攻灭国的架势。

廓尔喀面临其军难以抵御清军的进攻，且逼近都城阳布时，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逃往临近英属印度的边境，留守阳布的王叔巴都尔萨野遂开始与清军试探性议和，从六月初开始，先后分两批将先前抓去的兵丁王刚、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营官聂堆及藏民等近30人全部释放，令王刚等并遣大头人普都尔帮里等一行人于六月二十五日赴福康安行营，投递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五月二十八日和六月初九日、十八日的书信，说明抢掠后藏和诱执兵丁、噶布伦等皆系沙玛尔巴唆使，沙玛尔巴已于五月十五日病死，表示如准其归顺，“情愿磕头投降”。廓尔喀在向福康安试探性请降的同时，另一面也在寻找外援。在邻邦布鲁克巴和哲孟雄不肯借兵支援的情况下，遣使南下加尔各答，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求助，希望得到武器弹药的支持，并请求其派出武装支援。承诺事成之后，与英国人订立商约。而印度总督康沃利斯侯爵考虑到若公开支持廓尔喀，势必会使英国人在广州的贸易受到影响，因此以西藏为清朝领土为由，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后来康沃利斯又发现这是控制廓尔喀地区商业贸易的绝佳时机，便派海德拉巴邦的执政者詹姆斯·阿基琉斯·克尔帕特里克率英国使团前往廓尔喀，以援救之名行夹击之实。

福康安认为廓尔喀并非真心乞降，而是缓兵之计，故提出廓尔喀只有遵守以下条件，才准予投降，即：拉特纳巴都尔及其叔巴都尔萨野亲来大营叩头请罪，将沙玛尔巴焚化后的遗骨送出呈验，交出从前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签订的两份合同并不得再提西藏交付赎银之事，送还从札什伦布抢掠的财宝，全部撤出噶勒拉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处山梁驻守的廓军等等。如有不遵，即统兵进剿。

由于清军将廓使送还七天后，一直得不到廓尔喀方的答复，廓军仍占据诸处山梁，加上临近大雪封山之时，福康安遂决定于七月初二日指挥清军向廓尔喀军进攻。雍鸦以南，山势皆南北相向，层叠横亘，陡峻异常。清军进战，全须仰攻。自辰时（7-9时）激战至半夜，占领噶勒拉、堆补木两山。堆补木山下为东西向的帕朗古河，河南为甲尔古拉大山与集木集大山，山梁东西连贯七八十里，廓军据险设木城碉卡数十处，守御极为险固。初三日，福康安率兵至帕朗古河北岸，激战半日，攻克桥北敌卡，夺占大桥。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不采纳海兰察扼河立营的建议，率兵过河，冒雨向甲尔古拉山进攻。山崖陡险路滑，清军艰难地行进20余里，接近木城时，廓军居高临下，施放枪炮，清军仰攻，没有树木等可以掩蔽身体，只得撤退下山。山上廓军从高处冲下，驻集木集大山的廓军从旁抄出配合，另有一股敌兵在大河西隔岸放枪，三路共约七八千人一齐来犯，清军“且战且却，死伤甚众，赖海兰察隔河接应，而额勒登保扼桥力战，乃退贼”。此战，持续两日一夜，清军深入雍鸦70余里，夺占帕朗古大桥，攻克木城4座、大小石卡11处，杀敌600余名，然而清军未能攻占甲尔古拉山，并付出了沉重代价，护军统领台斐英阿等中枪阵亡。帕朗古之战是整个廓尔喀之役中最艰难、也是最后一场战斗。

攻克帕朗古之图

福康安入廓作战路线图

（8）廓尔喀乞降，福康安撤军

廓尔喀虽然在甲尔古拉山之战中阻止了清军向阳布的推进，但并没有根本解除军事威胁，遂乘胜遣使议和，表示接受福康安提出的除国王亲自来营请罪的所有条件，并于七月十七日向福康安呈缴大小合同、沙玛尔巴遗骸等物。由于清军在甲尔古拉山受挫，福康安不再坚持“擒渠捣穴”的终极目标，七月初九日，他在奏报中一方面承认廓尔喀态度十分恭顺，另一方面大谈清军进兵的困难，尽管他仍然表示“臣等身当巨任，虽贼匪畏惧乞哀，断不敢遽存将就了事之见”，但已显露出倾向议和的意思。十九日，他更全面分析了清军的不利处境，认为清军兵力不足，粮饷不继，廓尔喀地势险阻，备御坚固，断难擒渠捣穴，且时届深秋，藏地早寒，冰雪封山，恐难久驻，“与其悬军深入，难以计出万全，莫若宣示恩威，尚可永绥边境”，建议接受廓尔喀乞降。

乾隆帝也看到了清军的困难，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八月初九日，他传谕福康安等人说：“藏内气候骤冷，……今岁节气较早，计九月中旬雪霰已在所不免。若非及早蒇事，撤兵回至内地，军需等项无由挽运，设粮运稍有不继，是进不能直捣贼巢，退又为大雪所阻，岂不进退两难，所关匪细！是以早经降旨，令福康安就近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二十二日，接到福康安七月初九日奏折后，立即令福康安传谕廓尔喀，“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并令福康安等“亦即撤兵回至内地”。

七月二十七日，廓尔喀缴出以前抢去的札什伦布银两等物件，请求“差办事大头人等进京请罪谢恩，瞻仰大皇帝天颜”。拉特纳巴都尔在得到准许后，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四人到北京朝贡，并由福康安转奏，允诺“廓尔喀永远遵奉约束，不敢丝毫滋事，不但西藏许银之语不敢再提一字，即如济咙向来有给与鹰马之例，亦永远不敢索取”，“聂拉木边外札木地方，……五辈达赖喇嘛时曾归藏内管辖，从前私立合同内所写札木归给廓尔喀之语，实属不知分量，今情愿仍属西藏，亦不敢提及”。福康安遵奉乾隆帝旨意，于八月十九日接受廓尔喀乞降。第二次廓尔喀之役结束。

八月二十一日，福康安率清军自帕朗古起程回国，九月初四日全部撤至济咙。在清军撤军的同时福康安派穆克登阿勘察西藏、廓尔喀边界。西边以“济咙外之热索桥”、东边以“聂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铁锁桥”为界。

红框所框定的边界线即为藏廓边界线

十月初三日，乾隆帝发廓尔喀敕谕一道，赦其侵犯西藏之罪，准予纳表进贡。十二月二十三日，廓尔喀贡使抵达京师，并谒见和珅。次日，贡使觐见乾隆皇帝。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准许恢复拉特纳巴都尔以王爵。由此，廓尔喀成了清朝最后一个藩属国。白教活佛沙玛尔巴钦定不准转世，弟子一律改宗黄教。

廓尔喀使臣入京朝觐乾隆皇帝

六、藏内善后，确立章程

第二次廓尔喀之役爆发之后，乾隆帝就认识到战争的发生与西藏政治宗教制度的弊端不无关系，因此决心趁此机会整顿藏政，以期永绥卫藏。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底，他谕军机大臣说：“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及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这一谕旨既指出了藏政的种种弊端，也指明了藏政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乾隆帝对筹议善后章程一事屡降谕旨。十月十五日，福康安来到拉萨，达赖喇嘛率僧俗官员出迎。福康安在拉萨停留了四个多月，与惠龄、孙士毅、和琳等遵旨先后拟定《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酌拟卫藏善后章程六款》、《藏内善后条款外应行办理章程十八条》等各项善后章程，分别奏请。经议复奏准后，福康安将上述各项章程主要条款汇集成二十九条，于五十八年（1793年）正式颁发西藏地方政府遵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地方行政机构、军事、外交、财贸等各项制度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政治方面，中央派往西藏的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西藏达赖、班禅等诸活佛平等，在权力分配上各级官员和喇嘛都要受到驻藏大臣节制管辖，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和喇嘛，奏请补放；在宗教方面首次规定清廷有西藏各大活佛去世后转世灵童的认定权，如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转世时，需在大昭寺经“金奔巴瓶”掣签选定，驻藏大臣行监督履行职责；地方行政架构上，设立四品僧俗总管各1人的基巧政府，基巧之下为宗，主官为宗本，其品级随各宗主次在五品至七品间不定。宗属农区设有谿卡，牧区设有学卡，一些谿卡与宗本平级，直接接受基巧节制；军事方面由驻藏大臣管理西藏地方驻军，会同达赖选任军官，巡视边界，为了强化驻藏军队的规模，组建3000人常备军，前、后藏各驻兵1000人，江孜、胁噶尔各驻兵500人，全部交由驻藏大臣调配指挥，武器由商上机构拨发，负责在边界驻防。常备军设立四品代本6人，每人统兵500人，负责具体指挥作战和训练，代本之下有甲本、定本、久本各级，主要武官由驻藏大臣及达赖派人择优录取发给委牌。出缺时在低级品阶中擢升；外交方面再次明确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西藏对外交涉事宜；财贸方面，由驻藏大臣稽核西藏地方财政。此外，为了统一西藏流通货币，清廷专设铸钱局于拉萨，铸造乾隆宝藏银币，在全藏设立银本位货币制度，淘汰旧有廓尔喀银币。

金奔巴瓶

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表

乾隆宝藏银币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颁行，代表廓尔喀之役后善后工作的完成，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的行政更为完备，西藏军政层级框架趋于完整，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而且对密切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巩固西南边防和安定西藏社会秩序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

总结评价

两次廓尔喀之役，都是由廓尔喀首先入侵我国神圣领土西藏挑起的，清王朝被迫派兵入藏，抗击侵略者，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清军在西藏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收复了被占领土，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从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了西藏人民的利益。清朝对入侵者狠狠打击，但一旦敌人乞降，立即从廓尔喀撤军，没有索取其一寸土地和一分银两，显示了大国的气度和正义之师的风范，为两国间友好相处打下了基础。

前后两次战争，乾隆帝都提出对入侵者要“慑以兵威，痛加惩创”，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前一次“未交一兵，而靡饷百万”，后一次不但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而且“深入八百里，俘擒斩获以三四千计”，迫使敌人乞降，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从这两次出兵结果的比较中，可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在边疆地区屯驻足够的兵力，是巩固边防的必要条件。军队是保卫边疆的主要力量，所以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边防部队的建设。在边稽地区“镇以重臣，屯以劲旅”，则是清代治边的主要原则。在两藏地区，虽然从雍正年间就驻有绿营兵，但数量很少，而藏兵由于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弱，难以担负起保卫边握的重任。所以两次廓尔喀之役，清廷不得不从内地调兵，跋山涉水，费时数月，才能入藏，错过了打击侵略者的最好时机。

第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入侵之敌必须狠狠打击。第一次廓尔喀之役时，乾隆帝得知西藏仲巴呼图克图等人私下与廓尔喀议和的消息后，立即告诫派赴西藏的钦差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等人，不可将就讲和，当示以兵威。但是巴忠等人却支持与廓尔喀议和。由于廓尔喀这次入侵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事隔不久，又再次入侵西藏。第二次廓尔喀之役时，如果不是福康安坚决执行乾隆帝“慑以兵威，痛加惩创”的谕旨，在济咙、热索桥、协布噜、东觉、帕朗古等地连打几个胜仗，廓尔喀决不会真正悔罪归降。战后，乾隆帝总结经验教训说：“远徼外夷，偶有跳梁不靖，必得痛加惩创，使之中心畏惧，然后受其归降，始能久而不变。”事实也是如此，从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后，廓尔喀与西藏之间，出现了60余年的和平局面。

第三，前敌主帅的选任关系着战争的成败。西藏与京师相隔万余里，通信联络极为不便，前线战报要月余才能送达京师，朝廷既难于掌握前线的真实情况，也不可能随时进行作战指导，一切全靠前敌主帅的组织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前敌主帅的选任尤为重要。第一次战争时乾隆帝派往西藏的大臣、将领，如巴忠、鄂辉之流，不但支持西藏地方官员、喇嘛与廓尔喀议和，而且在奏报中隐瞒实情，骗取朝廷撤兵的旨意，一场反侵略战争竟草草了结，乾隆帝为用人不当引以为愧，写下了“示和悔用巴忠错”的诗句。第二次战争时选派不畏艰险、勇于任事、有组织指挥才能的福康安为主帅，则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昭琏也在《啸亭杂录》中评价道：“巴（指巴忠）既辱国于前，福（指福康安）复偾师于后，犹赖国家威德，献贡投诚，用兵绝域者，应引以为戒。”由此可见，古人“用兵之要，在先择于将臣”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第四，清廷和西藏地方同心协力，筹办粮饷，保障补给，是战争能够胜利的重要原因。清军入藏作战，途远路险，粮饷补给异常困难，但乾隆帝对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决心大，措施得力，第二次战争期间先后调拨775万军费，命大学士孙士毅、工部侍郎驻藏大臣和琳、参赞大臣四川总督惠龄筹办粮饷，分段督运。为激励他们，特谕“转输之功与接战之功无异”。孙士毅等人针对四川、西藏两地特殊的地理、气候和社会条件，采用内地拨运、途中采买和在西藏就地采办、广为储备等办法，筹集军粮，并组织动员各种力量转运。西藏僧俗官员大力支持清廷出兵抗击廓尔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萨迦呼图克图等捐助糌粑牛羊，帮办粮运。在清廷和西藏地方的共同努力下，粮饷等得以源源接济。第二次廓尔喀之役时，福康安到达后藏后，对军粮筹办情况甚为满意，他向清廷报告说：“现在藏内所备之粮，共有七万四千五百余石，牛四千三百只，羊二万五千余只，此外尚可添办粮二万石，计算粮数已足供一万五六千人一年有余口粮，即添兵数千名已属有盈无绌，况此次进剿贼匪，……断无须办至一年之久，是藏内所办粮石，不但毋虞缺乏，实已支应敷余。”后来福康安率6000余名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700余里，未曾一日断粮。除粮饷外，军火武器等物资的补给也很充分及时，保证了战争的需要。

廓尔喀之役作为乾隆帝所列“十全武功”的收官之作而载入史册，尤其是在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中的一系列指挥作战，体现清朝对外战争中最后的辉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