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1938年出生，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敦煌学者。

　　敦煌的女儿 一生的守望

　　她25岁来到西北一隅的莫高窟，用半个多世纪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领域开拓创新，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敦煌学者。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冬日的莫高窟苍凉枯索，别有一番意味。在敦煌研究院办公区，见到刚出差回来的樊锦诗。已近杖朝之年的她在外套包裹下更显瘦小，头发花白，背已微驼。

　　“同意去敦煌”。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坐了两天三夜火车来到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从此再未离开。工作伊始，艰苦的条件令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她“难以想象”：喝的是盐碱水，吃的是“老三片”（土豆片、白菜片、萝卜片），住的是土坯房，上个厕所还得走很远的路。她坦言，“其实那时候没想在敦煌干一辈子，也想过离开来着，结果没走成。后来干着干着就爱上了，就离不开了。”

　　采访过程中，樊锦诗对敦煌的爱溢于言表。谈到敦煌石窟，她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丝毫不像一个老者。对她而言，个人的衰老不算什么，但石窟决不能迅速老去。五十多年里，樊锦诗潜心石窟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提出“莫高窟治沙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并在全国文物单位中率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敦煌文物的大规模存储，实现石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被评价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千年敦煌面前，樊锦诗称自己不过是个“小后生”，而这样的“小后生”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七十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人用毕生与毁灭抗争，同大自然赛跑，以期让莫高窟保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他们以智慧和汗水积淀下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政协委员、双百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樊锦诗的头衔荣誉可以列出长长一串。但对这些，她极为淡然。“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是敦煌的荣誉，是大家的辛苦。”在她心里眼里，只有为敦煌多做点事，才是实的。如今虽已卸任院长一职，樊锦诗却退而不休，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依旧排得满满当当。“只要还能干得动，还能为敦煌研究院起点作用，就继续再干点。”问及有没有回归故乡上海的打算，樊锦诗笑笑说总有一天要回去的。什么时候呢？“就是自己走不动也干不动，成为敦煌研究院的包袱了，那时候肯定就要走。”

　　还是敦煌，她的心里，只有敦煌。

　　问：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您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请您谈谈其文化艺术价值和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樊锦诗：我先简单介绍一点背景。敦煌有历史记载已2000多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4到14世纪，历经10个朝代连续1000年的建造留下来的。它有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所以这确实是个文化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艺术主题是佛教，它是形象艺术的佛教，但它所承载的又不仅仅是一千年的形象的佛教史，还是一千年的绘画史、一千年的雕塑史、一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以说敦煌是一部千年的中华形象历史。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六条标准中的一条，就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条标准。这充分说明莫高窟是一处具有全世界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

　　我再说说它的艺术价值。这是连续1000年创造的非常高深的或者有突出价值的艺术。它是多门类的艺术，除了建筑、壁画、雕塑以外，还有书法、音乐、舞蹈艺术。搞音乐，搞舞蹈的人到了莫高窟就太高兴了，这里是音乐宝库，舞蹈宝库。莫高窟壁画内容特别丰富。它为了说明佛教的教义，用各种画去表现，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风情民俗画。此外，壁画里还反映了工农商业，民情风俗，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科学技术，医学，天文，算术，印刷，民族，外来文明等等。所以说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墙壁上的博物馆”。

　　比如第156窟有一幅壁画，画里有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四个轱辘，跟现在的婴儿车很像。实际上它不是表现婴儿车，而是用母亲推婴儿车来说明父母养育子女，从婴儿出生，到成长成人，父母是如此艰辛，所以我们要知道报父母的恩。再比如说装饰图案画，那也是一千年，人物画也是一千年，山水画也是一千年。敦煌的画有清晰的发展脉络，而且构成了敦煌石窟自己独特的体系。这也都是我们独特的地方，也可以说它的价值。懂艺术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好。国画大师张大千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敦煌，一待两年多，就是为了看六朝跟唐代的画。他很有眼光。我们从十六国到唐代，六七百年，这段时间是画家、中国艺术发展特别快、富有成就和创造性的时期，名家辈出，可惜画作多为失传。但敦煌保存了下来，还是真迹。所以从艺术上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藏经洞也是一个宝库。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1900年6月22日，寄居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积沙时，发现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以及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5万余件。藏经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一是新资料。藏经洞发现前，人们所见的书一般都是印刷的，没有什么写本。藏经洞里保存的大都是写本，很多是失传的典籍文献，特别珍贵，既有宗教经典文献，还有《史记》《汉书》等丰富的资料。二是资料范围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它包括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唐代的法律、地契、债券等，都是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好多已经失传了的东西在这里发现了。比如白话文、通俗文是哪儿来的？以前是不知道的，藏经洞发现后就知道了，是唐宋时代流行的话本、变文等那儿来的。汉文以外，还有希伯来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等，对于我们研究亚洲的历史，研究中西文化交往非常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藏经洞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

　　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